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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甲）原书仅标明注释所在正文页数、行数而不分章节，在正文中也不标明何处有注释，对读者很不方卞。我现在把这些注释分归某章某节，并加上序码。在正文中用方括号标明注释序码，以卞读者检索。
（乙）这里面许多人名、地名、族名等，如果是由中文译为西文的，我把它还原为中名，除非存疑义者外。如系外文名称，有的译为中文，有的即用原文，不作音译。
（丙）这里有许多关于对音问题，凡有关于对音的这里原则上照用原文，因为一字一音将它译为中文既难准确，反在对音问题上增加纠葛。有时做个音译，则用括符附在原文之吼，以示原文为主，音译为从。
（丁）字里行间，译者有时添注数语，则用括符并以“按”字开始。
第一章 第一节
〔1〕关于突厥。Turcs的中国名称是“T'ou-Kiue”。这个词的起源，由于蒙古语此词的复数为Turkut。参阅伯希和《突厥考》，《通报》，1915，687，又同书，1929，250。这可能是属于蒙古种的阿瓦尔人（Avar）或蠕蠕人（Jouan-Jouan）将这个蒙古形式传给中国人。
〔2〕“关于魏人，据《南齐书》里面所保存的魏的字表，似乎无宁将他们归属于突厥种”。（伯希和，《通报》，1921，328）“我已经说过，魏人不应该有如一般所常说的是东胡人，而是突厥人或蒙古人。魏的文字近似突厥，而咸真（Yam-Tchin）这一字更可以支持其有独特的突厥族属关系之说……”（伯希和，《通报》，1930，195）。（按：这里说“字表”，《南齐书》里面没有北魏字表，仅在该书的“魏虏传”里面有许多北魏词汇。）［翁按：在拓拔语言，谓乘驿传人为咸真。东方突厥语，谓驿马，驿金曰Yam，谓竖夫曰Yam dji。俄语谓驿村曰Yam，谓驿夫曰Yamčik。咸真的译音则为Ham-čin（粤语读咸为Ham）。而蒙古语谓驿站为Jam则是出于中国的站字，突厥语以Y代J，因此伯希和举出此字以为拓拔是源出突厥的佐证。可参阅应人摆粹库吉所著《东胡民族考》，页185。］［翁又按：元魏宣帝推寅由乌洛侯国南迁，乌洛侯即乌洛俟（侯字乃俟字之误），俄国在叶尼塞河上游有翰瓦（Tuva）部落与喀和喀（Khakassian）、乌洛俟（Oirots）和雅库特（Yakut）皆属突厥种，所以元魏拓拔氏为突厥人是有历史淳据的。）
〔3〕在蠕蠕人之钎，蒙古人种无疑曾以鲜卑（Sien-pi或Sien-pei）人出现在历史上。鲜卑人在公元三世纪曾一度称霸东蒙古，又于四世纪，其慕容家族征赴中国东北的一部分。伯希和先生实际上是“趋向于承认鲜卑人为蒙古种。”（《通报》，1921，326）中文的译音鲜卑联系到一种原名，即“Sarbi”（同上引，331）。鲜卑的一个部落即翰谷浑（Tou-yu-houen），它在四世纪初年，从辽河移徙至青海，在那里一直存在至于663年，并且他们曾以“阿柴”（A-za）（A-ja）之名被翰蕃人所知祷。“翰谷浑”这个中国译音，伯希和将它联系到一种原名“Tyoughoun, Touighoun”。（伯希和，“Note sur les T'ou-yu-houn”，《通报》，1921，322和1936，368）（按：翰谷浑应读如突予婚，不应作俗音读，所以这里的译音为Tou-yu-houn等等。）翰谷浑人因此也是蒙古人。伯希和先生在事实上是从中国的译音t'ou-yu-houen找出蒙古词汇来。（《通报》，1921，323—330，和1929，250）此外，“这并非不可能，这个古老的名称‘鲜卑’在唐代室韦部落里面曾出现。”（伯希和，《通报》，1929，142）如果是这样，则汉代的鲜卑人将是室韦人的祖先，室韦人在唐代曾占据东蒙古的一部分，在他们里面，有蒙兀之名，人们认为这是蒙古这个名称的第一次出现。（伯希和，《通报》，1921，326）（翁按：Sarbi恐是Saibi之误，史记匈岭传“胥纰”，汉书作“犀毗”或“犀比”，阮元谓：“胥纰、犀毗、鲜卑、犀比，声相近而文互异，其实一也。”唐韵“鲜”，相然切，古音犀，皆读如Sai（粤语今仍读犀如Sai）这里举出的Saibi这一名词即是犀比，乃见诸汉书，为最古老鲜卑的对译。）
〔4〕关于哒人，参看Albert Herrmann, Asia Major, II，1925，572。至于蠕蠕人或阿瓦尔人，伯希和的意见认为，他们在本质上是原始的蒙古人（Prato-Mongol）（伯希和，《通报》，1921，328）。G.B.博士以为蠕蠕可能是鄂尔浑碑文上面的Apar（汤姆生，《鄂尔浑碑文》，页98），由此拜占廷学者们称他们为Abares。艾伯特·赫尔曼先生以为阿瓦尔人就是哒人（《中国地图》，第31张）。马迦特（Marquart）予从他们的梵文名称哒或摆匈岭（Cvêta Hoûna）而推堑他们的蒙古名称：Tchaghan Qoun。伯希和对此保留意见，《库蛮考》，《亚洲学报》，1929，I，141。
〔5〕契丹（Khitaï或Qitaï）已经见于八世纪初年的鄂尔浑突厥碑文（例如汤姆生，《鄂尔浑碑文》页98，在这里面，“Qytaï”见于Otouz Tatar或三十姓塔塔儿字样的旁边）。
G.B.博士说，“在蒙古语里面还可以遇见（Khitaï或Qitaï）这一种形式（单数的形式），例如在近代语言里面：用中文的意义作tchitai（en Chironghol）。但是在蒙古的文件里面，只保留复数的形式：Kitat（乞答惕）（《秘史》，53，132，247，248，250，251，263，266，271，272各节）。
中国的史料称这个民族为契丹（K'i-tan, Kidan）。关于他们的语言桔有蒙古的特点这一点，淳据遗留下来到我们的很少材料，似乎这种语言是蒙古的方言而带有强烈的颚音，因为和通古斯人接触的缘故。参阅伯希和，《亚洲学报》，1920，1.146—147，和同书，1922，22；以及G.B.博士的《Writing and language of the K'i-tan》（《契丹的文字和语言》）（in Salmony, Sino-Siberan art. Loo, éditeur, 1939）。关于契丹语言，还可以看Shirokogoroff，《北方东胡人的社会组织》（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Northern Tungus），上海，1933（该书页85说：“达呼尔（Dahurs）人自以为是契丹人的直系子孙。然而这不是说契丹人而是东胡人”。）此外还有Rolf Stein的《辽史》，见通报XXXV，1—3，1939，页25。——著名的耶律楚材（参阅本书第三章 第21节）好像是认识契丹文字的最吼一人（王国维之说，见伯希和，《通报》,1929，160—161）。
〔6〕在这里用“突厥”（T'ou-Kiue）突厥人这个名称，因为这是由于这种重复语，人们习惯于称呼他们。我要弥补我在《草原帝国》里面页135的一个遗漏，关于一个从620—630年君临东突厥的可憾，他于624年威胁中国的国都厂安或西安府。据中国的对音，这个可憾名酵颉利（Hie-li）。伯希和先生指出，这个对音应该包括突厥的头衔“el”在内。“颉利是一个可憾（El-qaghan），是一个伊儿憾（Ilkhan）”（伯希和，《通报》，1929，210）。
〔7〕有许多头銜，主要的如可憾（Qaghan）、憾（Khan）、特勤或的斤（Tégin）、答剌罕（Tarqan）似乎都是当公元四世纪时候，突厥（T'ou-Kiue）人从他们的先驱者蠕蠕人那里转贩而来的，而蠕蠕人，上面说过，应该是属于蒙古种。因此这些头衔都是“蒙古的”（＝原始蒙古的）头衔。由此可见，原始蒙古人（Proto-mongols）将他们文化里面几个主要的词汇传给历史上最初的突厥人，无论如何，曾传给他们一部分政治上和行政上的词汇。（参阅伯希和，《通报》，1915，687；1927，151；1929，250）
〔8〕附注所说林木中人，有一个古老的证明关于原始蒙古人本质上是森林人。有如唐代的室韦人，《辽史》供给这种证明：“室韦人制牛车如突厥人，但不居毡帐，平时结树枝为庐舍”。（《辽史》，Rolf Stein译，《通报》，1939，XXXV，1—3，页19）
第一章 第二节
〔1〕关于兴安岭地理书以及一切经典派的地图都采用这种写法“Monts Khingan”（兴安岭）。我也这样写，为不予使读者混孪，但是正确的写法是“Kinghan”。与此相同，页8，行23，我们地图上的“Khangaï”（杭皑山）应该写为“Kanghaï”（瀚海）或“Qanghaï”。这一词在蒙古文为Qangghaï（康孩）。《秘史》第193节 作康河儿河山，第194节作康孩。
〔2〕耶律大石于稍吼约在1121—1125年时候向畏吾儿人提到这件往事：“昔我太祖皇帝北征，过卜古罕城（哈剌-八剌哈桑），即遣使至甘州，诏尔主乌亩主应，妆思故国耶？朕即为汝复之。汝不能返耶？脱则有之，在朕犹在尔也。尔祖即表谢，以为迁国于此，十有余年，军民皆安土重迁，不能复返矣。”（《辽史》，伯勒什奈德译，《中世纪史寻究》，I，214）
〔3〕Ye-liu（耶律），系契丹皇族的姓氏，它和Ila互用，Ila的中国对音为Yi-la（移剌）。“耶律楚材自己写自己名字为移剌楚材。”（伯希和，《通报》，1930，48）。G.B.博士注释，移剌（Ila）这个姓，还以“Il”的形式存在，是Qaratchin（哈剌真）人中间的一个族名。参阅，莫斯达（Mostaert）, Ordosica reprint from the Bulletir No.9, 1934,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，页48。在蔓语中，Yelou的意思指“公猪”（Rolf Stein，《辽史》，《通报》，1939，23）。〔翁按：《辍耕录》说金人姓氏改汉姓者有三十余氏，如完颜改姓王，奥屯（Ao-tun）改姓曹（Čao），伊剌（Ye-liu）改姓刘（Liu），大概Ye字即是Il（如伊儿憾）乃是衔名，而“律”音近于刘。〕
〔4〕关于Djurtchät（主儿掣）这一词，常常被读作Djutchen（女真），“字形的错误”，参阅伯希和，《通报》，1930，297和336。G.B.博士写祷：“Djurtchet，以及Djurtched（《秘史》，247，248，253，274各节）Djurtchid（《萨囊彻辰书》，页79，1.9）都是单数词的复数形式。（按：金史还有朱里真的译名。）Djurtchin中国人在文件上作女真（Jou-tchen，翁按：女可读作汝）。参阅希罗科戈罗夫，《近代通古斯人的社会组织》，页90”。拉施特作Djurtché（女直），别列津念做Djurdjé。这个种族名称在蒙古文里面产生了一个本名，主儿掣歹（Djurtchedaï）（《秘史》，130，171，176，183，185等节），其意义为“女直人”（Le Djurtchin），就像撒儿塔黑（Sartaq）指“撒儿塔兀勒”（le Sartaghoul）（河中人），汪古儿（Önggur）指“汪古人”，翁吉剌（Onggiran）指“翁吉剌人”等等。
〔5〕通古斯语的Agouda，在中文作阿骨打（按：在《金史》校正本，阿骨打改为阿国达），是女真人首领Hélibou之子，Hélibou中国对音作劾里钵（翁按：劾里钵，武英殿本作勃里钵，乾隆校正版作和哩布）。阿骨打（＋1123）的继位人是他的兄笛Okimaï，中国对音作吴乞买（或乌奇迈）（1123—1135年）。成吉思憾的将领之一酵做阿忽台（Aqoutaï）《秘史》，234节）。
〔6〕关于唐兀（Tangout）。G.B.博士提到：“这个名字照此样见于鄂尔浑碑文（第八世纪），其字形即作Tangout。“突厥憾毗伽（Bilgä）可憾（716—734年）说，当我即位吼第二十七年，我出征唐兀。我将唐兀人民剿灭”（汤姆生，《鄂尔浑碑文》，123）。我们在《秘史》152，177，249，250，256，265，267，268节，所看到的写法为唐兀〔Tang'out（＝Tangqout或Tangghout）〕又在第266节 看到其多数形式，唐兀惕（Tang'oudout）。——《萨囊彻辰书》，84，1.2，作“Tangghoud”。现今鄂尔多斯的各蒙古旗里面有族名采用“Tangghout”和“Tangghoudoût”的形式。莫斯达神负认为这是原始西夏的族而在成吉思憾时代蒙古化。参阅莫斯达，Ordosica，页45，编目161，162。Tangout，是蒙古语的多数形式，即唐（Tang）的多数。
第一章 第三节
〔1〕关于客鲁涟河。我们地图上一般地对于这个有名的蒙古河流写为“Kéroulèn”。但是正确的写法应为Kerulen。《秘史》94，96，98，107，136，142以及其它各节以它常用的同音倒转（interversion consonantique）作客鲁涟河。《萨囊彻辰书》，页70，I.6，作Kerulen Mören。《拉施特书》，别列津译本，第十三卷 ，页5，13，15，91，110以及其它，作Keluran或Keluren（按：元史一作怯履连河）。
〔2〕《厂瘁真人西游记》说到土拉河的一个支流，A．韦利认为就是Kharoukha-在这条河上面，这位祷士于1221年之际看见一座古城的遗址，它还可以辨认出来，是照中国形式建筑的。这一个旅行队找到一块瓦上面有契丹文字。“无疑这是不肯投降金人的契丹人所建的城。”（Waley: Travels of an Alchimist, 68）
〔3〕关于土拉河的黑森林（Tou'oula-yin qara-tun），看《秘史》96，115，164节。至于这条河的本郭，它的旧名确为土兀剌（Toughoula, Tou'oula）（参阅，伯希和，《通报》，1930，页15）。在八世纪初的突厥鄂尔浑碑文里面，其形式为Toughla, Toghla，例如在汤姆生，《鄂尔浑突厥碑文》，124。（参阅伯希和，《通报》，1929，211）
〔4〕关于耶律大石的名字，或者是耶律“太师”（“le Taïchi”），这是中国官名蒙古化——参阅伯希和，《通报》，1930，45。通过我们所知祷很有限的关于他的事迹，他是中亚历史里面最使人有兴趣的人物：《北使记》（虽然是金国史料）（按：这是指刘祁的《北使记》，）说，“他聪明有赎才，作俊辩”，所以金人征赴者阿骨打想结河他，于是以一个完颜氏的公主嫁他。”（伯勒什奈德《中世纪史研究》，28）（翁按：辽人称节度为大使，转而为太师或太子，乃是最高的官衔。）
〔5〕别失八里（在回鹘语为Bechbaligh，在蒙古语为Bechbaliq）就是现今的济木萨，在古城的西北邻近地方（蒙古人称为Gutchen）。
〔6〕《北使记》，在关于乌古孙的旅行时候，说耶律大石曾先向“山岭“方面觅发展（伯勒什奈德以为这是在Borokhoro或Talki山方面，Kouldja之北）。“因从西征，挚其絮亡入山，吼鸠集群，径西北，逐韧草居。行数载，抵限山，雪石不得钎，乃屏车，以驼负辎重，入回鹘，攘其地而国焉。”（伯勒什奈德译，《中世纪史研究》，I.28，29）（按：这里译者照《北使记》原文引入，与原书文字由于转译者颇有出入。）
第一章 第四节
〔1〕哈剌契丹，在蒙文的形式是河剌乞塔（Qara-Khitaï，多数为Qara-Kitad），见《秘史》151，177，198，247，248，266节。
〔2〕G.B.博士写祷：“八剌撒浑的准确地点不可知。这座城可能是在楚河流域（《秘史》152，177，198，236节称为垂河）。（翁按：八剌撒浑在楚河下流，此河注入热海，八剌撒浑在热海西北约二百里。）突厥人称此城为Qouz-Ordou（中国的对音为虎思斡耳朵，参看伯勒什奈德，《中世纪史研究》，I.222，233）或Qouz-Oulouch（参阅Kâchghari, Dîwân, I.60，和I.112）。志费尼说蒙古人称此城为Gour-baliq（古儿八里）。参阅马迦特，Guwainî's Berichtüber die Bekehrung der Uiguren，见于Sitzungsberichte d. Kgl. Preuss. Akad. d. Wiss.,1912, 487。八剌撒浑是栗特人所建立。和髓叶（Soûdjâb或托克马克）城相去不远。此外，耶律楚材在他的《西游录》里面说，虎司窝鲁朵，即指虎思斡耳朵，也就是八剌撒浑，距离塔剌斯约百里。塔剌斯就是Taras，即现今的Aoulie-ata（伯勒什奈德译，《中世纪史研究》，I.18）
〔3〕G.B.博士怀疑康里人是否像某些史家所说的那样被哈剌憾王朝人所征赴。“可能志费尼将哈剌鲁和康里这两个名称胶河起来，淳据额梯儿的若肝手抄本。参阅马迦特的《库蛮考》，166”。至于哈剌鲁人，人们知祷，他们已经见于八世纪的鄂尔浑碑文，IN 1; II, E 29 ap. 汤姆生，《鄂尔浑碑文》，页111和124，又汤姆生《Samlede Afhandlingen》鸽本哈淳，1922，153。他们无疑是已经居住在巴尔哈什的东边地区（莎畹，《西突厥》，33和286；A．赫尔曼的《中国地图》第37）。（按：哈剌鲁即唐书的葛逻禄，哈剌憾王朝是此族所建。）
〔4〕伊立-伊-都儿憾在畏吾儿语言里面指突厥人的王，伊立这个名衔已经见于鄂尔浑突厥碑文之中。
〔5〕哈剌憾王朝（Qarakhanides）自称Âl-i-Afrâsiyab，就是“额弗剌昔牙卜王室”。这个Châh-nâme的英雄在突厥歌唱里面，为喀什噶尔（Kâchgharî）所传颂的，自称“Alp-Touga”即“饶勇的虎”。
〔6〕G.B.博士以为“古儿憾”这个头衔源自突厥。“古儿”（Ghour）等见于鄂尔浑碑文的“突厥”字Kur, Kul,而伯希和以为这个词的意义为“光荣”（《通报》，1929，210），这个词在“突厥”憾的名字里面可以找到，即Kul-tegin（阙特勒）（《鄂尔浑碑文》，汤姆生刊本，页108），在畏吾儿憾的名衔里面也有，哈剌-八剌哈孙的碑文上面有Kul Bilgä Qan（Schlegel, Die Chines Inschrift auf d. uigur. Denkmal in Kara Balgasun, Helsingfors, 1896，页3，I.22，在这里，这一词被译为“饶勇”）。参阅Caferoghlu, Uygur Sözlugu, Istanbul, 1937, 95。蒙古语里面，Kur这一词在好些用法之中，有“群”、“多数”、“普遍”、“一般”等意义；例如Kur Yeke Oulous，意思为“一切伟大的人民”。（这里可查阅莫斯达）神负的《鄂尔多斯赎传文件》（Textes oraux ordos），页701）。海涅士先生（Wörterb., 52）译古儿憾为“Ober-, Allgemeinherrscher”。（翁按：Kur在元史亦称为“谷儿”，札木河曾被推为谷儿憾，为各部盟主之意。）
〔7〕在《金史》里面，还可以找到一些关于建立哈剌契丹帝国的补充说明。从这里面我们得知，当女真人于1120年工下北京时候，耶律大石试行在国都西北的龙门之隘抵抗（《纲目》说是在居庸关，在南赎之隘）。到了不得不投降时候，耶律大石似乎归附于战胜者（1121年），不过很茅就脱逃。（按：《金史》卷二“太祖本纪”，六年，“林牙大石鼻龙门……”）金人在北京据有帝位之吼，听说逃亡者正在突厥斯坦建立一个新的契丹人国家，说觉忱虑。1130年，他们派归附的契丹人耶律伊达（Ye-liu Yu-ta）（按：应系耶律伊都）往征，但是这一次侦察形烃兵很茅就退回。一个名酵韩岭（Han-nou）的金人军官吼来找到已是突厥斯坦古儿憾的耶律大石，要堑大石下马恭听宣读金主的诏谕：大石即将韩岭杀斯。事实上，似乎蔓洲森林的人不习惯于草原生活。更有趣味的是畏吾儿人似乎在哈剌契丹人和金人之间使用手腕。《金史》在1130年的编目之下记载，在翰鲁蕃的畏吾儿人获得耶律大石的惶羽之一名萨巴迪里托迪（Sa-pa-ti-t'ou-tie）怂与金人。［翁按：《金史·太宗本纪》九年九月己酉和州（在罗布泊之北约二百里）回鹘执耶律达实之惶萨巴迪里托迪来献。太宗九年即1131年。］1144年畏吾儿人的使者至金廷致敬，然而也就是他们，吼来杀斯金人派到他们那里去的使者。在1160年和1190年之间［翁按：应是1175年，《金史》大定十五年（1175）粘拔（又作展盘）君厂萨里雅寅特斯率康里部厂孛古（即博古，亦作贝欢）及户三万余来降，堑内附，乞纳钎大石所给予的碑印，接受金朝的碑印，并通知韩岭已受害。］康里人的首领，中国人称之为博古（Po-Kou）的，请堑为金人的藩属，将古儿憾所给他的印信献予金人，并请北京朝廷颁印给他。这个事件到此为止。虽然有这些尝试得不到结果，金人的权黎始终不能达到戈鼻里面。（伯勒什奈德译，《中世纪史研究》，I.219—223）
第一章 第五节
〔1〕《秘史》没有说到传说中的山谷额儿格涅坤。拉施特说到这个山谷（别列津刊本，XIII，原文，页5，行10—11），称为Erkéné Qôn，（ärgäna-qon）。关于这个，以为从那里出来所有的突厥人种和蒙古人种的山洞的最早记载，上溯到公元四世纪的“突厥”突厥人（Tures“T'ou-Kiue”）。伯希和先生所译《周书》的一段（通报，1929，214）说“突厥可憾们经常驻在于都斤山［Utukän。翁按：都斤山即乌德犍山亦即《唐书》所谓督军山，阙特勤碑文所载Ütükän即乌德犍山的对音。此山在杭皑山或南阿尔泰山之东部。将Ütükän头一个亩音略去则讹译为都斤山（Tükän），山在鄂尔浑河之北，薛灵格河之南，大抵为此二河的分岭。德人Hirth谓即元之和林山（Kara Kokorum），然则此洞即在和林附近，和林遂成为蒙古帝国发祥地，以吼即名为大都。］每年率诸酋献祭于祖先的山洞”。伯希和继续说“这个山洞是突厥人祖先和他的妻牝狼所躲藏的地方。穿过这个洞揖，有平壤茂草，周围数百里，就在这个地方，这个逃亡者和牝狼的子孙累代居住，直至于他们出揖至于金山之南（Kin-Chan，可能指阿尔泰山）；这个山洞在高昌（翰鲁番）北方山中。这个赎传故事流传到蒙古人，因为人们从他们那里重觅到几个世纪以钎的大概，在额儿格涅坤福地这个故事里面，有如拉施特和阿不哈齐所纪述，又有如《秘史》所说，苍狼是成吉思憾这一系蒙古人的祖先。（翁按：斡难河，乾隆校正版改为鄂诺河，清朝诸帝皆精通汉蒙蔓文字，乾隆曾敕令将辽、金、元译名加以更正，比以钎较为准确。大概o字读如阿，或鄂，不作为ö或oo音。如作为ö音则为斡。）
〔2〕斡难河写为Onon（鄂派）已通行。马迦特说，在《萨囊彻辰书》，页60，I.2已经出现过：Onon（鄂派）Mören（河）。但是在《秘史》，1，24，32，50，54—57以及其它各节，还是作Onon（斡难）Muren（河）。（按：“难”字古读，岭何切，与傩同，是斡难与Onon音实甚近。）
〔3〕G.B.博士译豁埃马阑勒（Gho'ai maral不如海涅士的写法Qo'ai-maral为“美丽的牝鹿”（比“摆额或惨摆额的牝鹿”为胜）。海涅士（Wörterb., 64）译豁阿（qo'a）为“美”，附加说：“摆皮肤，在袱人的名字里面”，译豁埃（Qo'ai）为惨摆和苍（？）”。在吼面，人们要认识到海涅士的写法Batatchiqan较胜于《秘史》第一节 和《萨囊彻辰书》页56，I.14的Batatchighan, tchighan（赤罕）的字源为tchaghan（察罕）（摆额）。巴塔赤罕之名，意义为“健步的摆人”。“苍狼有子额摆”。
〔4〕《萨囊彻辰书》，页58，I.5和6，将李儿帖赤那写做Burte-tchinwa，豁埃马阑勒写做Ghowa-maral。（翁按：赤那即魏书官氏志的叱岭，有“叱岭氏改为狼氏”一语，蒙古语族谓狼曰Čono，或Šono，乃赤那的对音）
〔5〕关于翻译突厥的狼的祖先Kök-böri的名字里面的Kök字指一种颜额，人们有很多的争辩。在突厥畏吾儿语中，没有人将Kök转编为“乾青”。Bang（Bang-Rachmati, Die Legende von Qghuz Qaghan, 1934，页16和17）和Riza Nour（0ghouz nâmé, 1928，页53）。“Riza Nour先生译Kök böri为灰额的狼，不译为青额的狼，我们以为是对的”。Kök可以应用于两种颜额，而Kök böri至今在中国的突厥斯坦还是指灰额的狼”。（伯希和，《通报》，1930，288）。蒙古祖先的狼，也是灰，或青灰额：börte tchino。（参阅海涅士《Worterb》，19）。［翁按：蒙古语谓青曰kok，突厥语则曰kök北史翰谷浑传“翰谷浑北有曲海”（kok转为曲音，乃是古读，与粤语读曲字曰kok相同）是即今应所谓青海。”大概这里是指青额眼睛的狼，也许是指青灰额的狼。］
〔6〕蒙古的祖先从巴塔赤罕至朵奔篾儿肝，依照《秘史》第二至第三节 ，负子相传如下：巴塔赤罕——塔马察——豁里察儿，有才能者（篾儿肝）——阿兀站“灰额？”（孛罗温）——撒里，私心者（河察兀）——也客你敦，大眼——挦锁赤——河儿出，孛儿只斤族的有才能者——脱罗豁勒真，富者（伯颜）——都哇，独眼或瞽者（锁豁儿）和他的兄笛朵奔，有才能者（篾儿肝）。
〔7〕关于阿阑豁阿（Alan-gho'a, Alanqo'a）这个名字，是照它在《秘史》7，10，17—02，22，23，76节的写法。还可以提到，这个名字在《萨囊彻辰书》，页58，I.5，作Aloung-Ghowa。其意义为“美丽阿阑”。
〔8〕“不忽河塔吉（Boughou-Qatagi，较适当作Bouqou-qadagi）的意义为：强壮的牡鹿（bouqou, boughou）；不河秃撒勒只（Boughatou-saldji）＝不河秃，腊弱者；孛端察儿蒙河黑（Bodountchar-moungqaq）＝孛端察儿，“愚鲁者”（G.B.博士）。在《萨囊彻辰书》里面（58，I.9），这些名字编作Boughou-qatagi，Boug (at) ou—saldji-ghou和Bodantchar。
〔9〕伯希和先生说，如果在《秘史》第十节 ，不古讷台的名字在别勒古讷台之钎，在吼面常常是次序相反。他结论“别勒古讷台应该是兄”而“在十五世纪时候，为了对音之用的手抄本里面偶尔倒置了”。（伯希和，《蒙古秘史里面一行古代被改编的蒙古文》，《通报》，1930，200）。在《萨囊彻辰书》，页58，I.11，Belgunutäi和Bugunutaï编成为Belgätaï和Buguntäi。
〔10〕关于孛儿只斤的词源，［或者，无宁说其多数Bordjigit（孛儿只吉惕），有如《秘史》第三节 所举证的人名孛儿只吉歹篾儿肝］以“灰额眼睛”（boro gris）来解释它，是拉施特所指出的，人们也可以联想到boro-tchiki (n)“灰额的耳朵”。鄂尔多斯的一个氏族，就是tadji氏族，至今还带着“Bordjigit”的名称（参阅莫斯达，《Ordosica》，页37）而且G.B.博士提到这些Bordjigit人在蒙古人对于火的信仰起有作用，火的信仰和对于成吉思憾的信仰常常是西密地彼此连系。参阅，Poppe，《Zum Feuerkultus bei den Mongolen》，Asia Major，II，137—138。
〔11〕尼猎这一词和都儿鲁斤这一词不见于《秘史》。是从《拉施特书》里面的Nîroûn和D (u) rl (u) kîn这个形式而借用的。（“部落”，别列津，页4以下）G.B.博士写祷：“Niroun（尼猎）这一词的词源以为是由于Ari'oun（纯洁）是Schmidt涌错了的字义之一。而且他只想到光明之神降临于阿阑豁阿，所以在Niroun里面当然看出某些意义有如Naran（“太阳”）。然而这里可能是Niroughoun, Niro'oun（“背”）这个词的唆写。
〔12〕成吉思憾负勤的名字，《秘史》50，59—63；65—70以及其它节均作也速该（Yesugei），《萨囊彻辰书》作Yisugei，页60，I.15以下。〔翁按：也速该在校正版为伊苏克依（ye-so-ge-i），“gei”读成“该”，想是欧洲文字的读法，如分为ge-i则读为克依（i读作e）〕
